第二十章 尘埃落定
谭山的一通骂，终于平息了农场的内部纷争，职工们不管是心里愿不愿意，全都麻溜地到职工代表那报名选择新部门。 报名结束，经过统计，种植部门的人数最多，有5000多人，这种情况很好理解，毕竟大部分人种了一辈子地了，干别的也不会啊。1500多人选择去养鱼，600多人去了场属工厂，剩下一部分会开车的进了运输队，原农场民兵营直接转为保卫部门。 进入八月，天气依然炎热，这段时间正好是水稻的拔节孕穗期，田里的活儿并不繁忙。 最近半个月滴雨未下，谭山趁机组织人力开挖闲置的盐田，争取在下雨之前修整出三千亩鱼塘，等秋天降温后投放鱼苗。 林维桢只知道盐田可以改建成鱼塘，但一说到实际操作，他就抓瞎了，他根本不懂鱼塘养殖，不知道鱼塘该怎么挖，也不知道该挖多深，更不知道塘底是否需要夯实加固。 谭山从省城请来一位水产养殖专家指导施工，林维桢这才获得解放，赶紧跟谭山告假闪人。 林维桢心里有数，清楚地知道农场改革这种大事不是自己能够参与的，至少明面上如此。那份报告除了谭山之外，没人知道是他写的。 一年多前刚来到这个世界时，他也曾思考着想要在农场做一番事业，不拘大小，只要能赚钱就行。但没过几天，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，因为社会环境根本不允许。作为知青，他的合法活动范围就是户口所在地黄桥农场，最远可以去往海州市，但一旦超出这个范围，倘若没有农场开具的介绍信，很可能陷入“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”，轻则被热心群众扭送派出所，重则直接送去劳改。 在这么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混沌时代，他不敢走错一步，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，所以他只能耐心的蛰伏，选择了一条对他来说最简单、最安全、最便捷的道路——高考。 农场只是个小天地，他志不在此，更没想过从中获得什么好处。帮谭山一把，那是因为谭山对他不错，仅此而已。 自从高考结束后，林维桢一直在到处奔波，好不容易才有机会休息一下，于是一边在家睡大觉，一边等待高考成绩。 8月5日中午吃完饭，林维桢正在树荫下打盹，知青许浩急匆匆地跑进院子，喘着粗气道：“林维桢，赶紧的，高考成绩出来了”。 林维桢一个激灵爬起来，问：“成绩在哪呢？” “学校呢，我也是刚听别人说的，高考体检和政审资格也一起下来了”。 “谭沁，成绩出来了，一起去学校”，林维桢扯着嗓子冲屋里喊了一声，不一会儿谭沁从屋里跑出来。 三个人一路急行，赶到学校教务处，里面全是看成绩的学生，根本挤不进去，在门口急得团团转，这时林维桢听到身后有人喊他，回头一看是老校长。 老校长脸上笑开了花儿，“好小子，432分，今年咱们省的理科状元！” 林维桢有点懵，虽然知道自己这次成绩不会差，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能考430多分。 谭沁打心眼儿里替林维桢高兴，轻轻的推了推他，嗔道：“高兴傻了？” 老校长也以为林维桢高兴坏了，便不再管他，笑呵呵地看着谭沁，道：“谭沁同学，你考得也不错，398分，就差两分400，今年理科第三名！妥妥地清华大学！” “林大哥，听到没，我考了398分！”，谭沁激动地小脸通红，抓着林维桢的胳膊一阵摇晃。 林维桢回过神来，又跟老校长确认了一遍，这才真正地相信自己的成绩。 许浩眼巴巴地看着老校长，一脸忐忑地问：“校长，您知道我考多少分？” 老校长摊摊手道：“我就记住前三名的，不过听教务主任说，知青们考得都不错，没有低于300分的”。 许浩再也顾不得别的了，转身挤进教务处，两分钟后又满身大汗的挤了出来，“357分，哈哈”。 林维桢在他胸口上打了一拳，“这下放心了吧！” 许浩呵呵傻笑，不停地点头，“放心了放心了，我终于能离开这里了”。 也有人考得不好，出了教务处失声痛哭，老校长看着这一幕，无奈地摇头叹气，“这里我是待不下去了，你们回去耐心地等通知书吧”。 “老校长慢走”。 老校长摆摆手头也不回地走了。 不时有扯着成绩条的人过来跟林维桢打招呼，互相通报成绩，半个小时后，教务处里已经没多少人了，林维桢拉着谭沁走进去，拿到了两指宽的成绩单，数学满分，物理93，化学90，政治63，语文81，英语9分。谭沁的数理化都是80多分，政治语文70多分，英语7分。 一张二指宽的纸条，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。 不久前教务处门前发生的悲喜剧历历在目，得知落榜后的嚎啕大哭，老校长落寞的背影，许浩的傻笑，谭沁的欣喜若狂，林维桢的惊愕，等等，都承载在一张张二指宽的纸条上，虽然有些无情，又让人无奈，但不可否认，这也是一种公平。 许浩仍处于激动兴奋的状态，看完了林维桢和谭沁的成绩单，便道：“我去趟县城，给家里拍个电报，让他们高兴高兴”。 林维桢道：“快去吧，过两天我请大家喝酒”。 许浩头也不回道：“好嘞，我等你通知”。 回到家，谭兴祖看着成绩单上的分数，羡慕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“一个理科状元，一个理科探花，你俩是不是作弊了？” 都不用林维桢反驳，谭沁就化身小老虎，掐着腰气汹汹地怼了一句：“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？你考试作弊被老师抓了多少次，难道都忘了？” 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谭兴祖闹了个大红脸，恨不得打自己一巴掌，让你嘴贱！ 八月中旬下了一场大雨，鱼塘改建工作暂时停了下来。 省城来的水产养殖专家在场部活动室里给渔业养殖部门的职工上课，林维桢去听了一堂课，只有一个感觉，不明觉厉，隔行如隔山，之后他就再没有去听课。 大雨整整下了三天，久违的阳光洒在身上，暖洋洋地让人直打瞌睡。 在家晒了几天太阳，这天下午，老校长骑着自行车送来了两封录取通知书。 “一个是北大的，一个清华的”，老校长笑得跟个孩子一样。 杨婶高兴坏了，悬了一个多月的心终于落了地，拉住老校长道：“老杨，留下来吃饭，老谭马上回来了”。 老校长也不矫情，道：“行，今天高兴，话说我跟老谭好久没坐在一起喝酒了”。 晚上，杨婶破例喝了两杯白酒，祝贺家里的两个孩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。 录取通知书的发放按照招生批次进行，林维桢和谭沁是最早的一批，接下来的日子，农场知青陆陆续续地收到了录取通知书，这个过程一直会持续到十月份。 离开学还有半个月，杨婶已经开始给两个即将离家的孩子准备行李。 扯了两块素色被面，用新棉花做了两床厚被子，趁着天气好，搭在院子的晾衣绳上暴晒。然后又做了两床薄被，褥子、床单、枕套枕巾这些东西也没落下。 林维桢劝了几次，说这些东西学校都会发，用不着带。 杨婶道：“北方冬天冷，比不上家里暖和。学校发的被褥能有好的？抗美援朝时志愿军的医用棉都被掺了假，当时还枪毙了不少人呢。反正我信不过学校发的，就从家里带，这事儿听婶子的”。 知道杨婶一片好心，林维桢也不再劝，只是想想两床厚被子就觉得头疼，还没算上别的行李，这么多东西可怎么拿啊？ 八月底，林维桢请几个要好的知青朋友去县城喝了顿酒，桌上说起了各自的去向，有跟林维桢一样去首都的，有的去省会金陵，再远一点去沪市的，最南边去羊城，最远的两个，一个去冰城，一个去蓝州。 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了六年，都处出了感情，酒一旦喝开，就没了数，最后互相搀扶着出了饭馆。 开学的日子渐进，林维桢和谭沁已经做好了出发准备。 临走的前一天，林维桢收到了一封首都的来信，是柳月写的。 自从去年3月份分别，柳月只在4月份寄来一封信，告知她的联系方式。 今天这是柳月寄来的第二封，开头先是祝贺林维桢考上了大学，然后开始抱怨他这么久没给她回信，又解释她这么长时间不写信是怕打扰他，给他造成压力。 林维桢看到这就呵呵了，没有再往下看，把信揉成一团扔到大门前的臭水沟里。 转身回了家，谭沁问：“三哥说有你的信？谁的？” 林维桢暗怪谭老三多嘴，微笑着说：“柳月的信，刚才在臭水沟旁看信，不小心把信掉水里了”。 谭沁狐疑地看着林维桢的眼睛，半晌才道：“是柳姐啊……”，尾音拖得老长，一股酸溜溜的味道。 林维桢瞧着她的神色，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，笑道：“别胡思乱想，都是没有的事儿”。 谭沁甜甜的笑了笑，说：“我信你”，然后眼珠一转，突然问：“你说是柳姐漂亮呢？还是我漂亮呢？咯咯……”。